余宛如: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,「廉價」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?

【本文作者為余宛如,現為立法委員】

台灣到底有沒有機會成為亞洲矽谷?相當關心新創議題的立法委員余宛如,這次到德國柏林參訪觀察,看見柏林在新創發展的努力。相形之下,台灣許多條件也和柏林很像,包括:得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,以及薪資僵固多年、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…等等,但柏林從政府跨出了第一步大刀闊斧改革,也讓產、業學校密切合作,現在柏林成為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。台灣的創業家是否也該進一步思考,要成為新創綠洲,我們的政府真正該做些什麼?

柏林,歐洲大陸快速崛起的新創基地,扮演著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。在十年前,柏林卻是荒漠一片,沒有產業,人口只有 300 多萬人,沒有什麼創新的商業模式,新的企業,也只是仿冒別人的商業模式而已,甚至有Clone Factory(複製工廠)之惡名。

但是在這十年內,知名的柏林創投Project A Venture、Germany Association,以及許多人,見證柏林的改變,柏林新創的數量、吸引到的投資、新VC的數量、大VC新設的辦公室…等,都快速成長,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。而  2015 年,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,獲得的投資金額,已經來到第一名。

這個故事在德國不是第一次發生,很多年以前,對英國人來說,Made in Germany就跟Made in China一樣,德國製造曾經是一個劣質的代名詞,但是卻從谷底走出來,成為全球精工的代名詞,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貨品輸出國。德國從來都不怕落後,新創的浪潮也是,儘管柏林還是不如倫敦,但他們正在全力以赴、全面趕上。

柏林為什麼吸引新創?

柏林成為歐洲大陸的新創熱點,一開始是自然天成的。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,柏林的生活成本較低,無論租金或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,都比其他的城市低,但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,而柏林沒有產業,所以新的歐陸移民幾乎只能在新創公司找到工作。此外,柏林的薪資,相較於倫敦、斯德哥爾摩等已經非常知名的歐陸新創熱點,相當低廉,於是吸引了來自歐陸、甚至矽谷的新創入駐。

根據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所言,柏林除了較低的生活成本外,估值較低的新創公司、高比例的國際化員工、年輕的生態系、重複創業家的數量增加、創業家的品質提升、更高技術含量與創業的新創出現、投資環境改善、成長的天使投資數量,吸引了更多新的VC前來,變成了一個好的正向循環。

柏林新創變成一種社會運動

自發性的新創運動,也在各地風起雲湧,從柏林蔓延到德國各地。其中一個快速成長與擴大影響力的是Germany Startup Association(德國新創協會,簡稱GSA),一開始只是柏林新創協會、慢慢長大成為整個德國的新創協會,接下來將成為歐盟新創協會,辦公室將設在布魯塞爾。而參加GSA所定義的新創,必須要符合三個要件:公司的年齡必須要在十年以下 ; 商業模式或是技術必須非常創新 ; 已經或是準備讓業績有明顯的成長。

GSA的支持者,廣布校園、大企業與新創間。完全是公民組織,費用來自會員費以及企業的贊助,現有 500 名新創會員。GSA與歐盟合作,從 2014 年開始,每年做調查,出版歐盟新創調查報告(European Startup Monitor),了解每年新創的變化與動態,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。目前整個德國的新創數量約 6000 個,雇用了 105,000 的員工。雖然不大,但是他們認為新創是「The Industry of Future」。

一進到GSA的辦公室,「Germany Valley( 德國矽谷)」進入眼簾,自信與熱情在與我們會面的法務與政策溝通顧問Tobias臉上展露無遺。GAS的主要功能,就是代表新創,與政府溝通,改善過時的政策 ; 推動新創風氣,舉辦許多聯誼活動 ; 針對新創所需,規劃相關課程等

創投進化成為降低新創風險的幫手

另一個值得一提的,是柏林的另類創投Project A Venture, 其出資者是來自柏林知名網路公司Rocket Internet,而許多夥伴是來自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或是BCG。Project A Venture是柏林率先投資早期與A輪的創投,初始投資的方式包括合夥、種子輪與A輪加速期。與其他創投不同的地方,Project A Venture有一大群team,不僅負責市場研究、也擅長幫助新創企業強化以資料數據為基礎的市場行銷能力、發展商業模式、開發IT系統與產品、以及招募人才、吸引新的投資人,幾乎等於一個新創孵化器。

Project A Venture的做法有好有壞,就是管理費與營運費比其他創投多出許多,所以他們必須保持高獲利。不過,他們也吸引到許多大型創投與他們合作。專注的主題包含電子商務與新市場、數位設備、提供企業的軟體解方以及數位醫療。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直言,新創投要有思維,不然絕對無法與美國的大創投競爭,隨時會被市場淘汰。

創業家精神是長遠發展的根基

法規、資金與教育,是柏林面對新創發展的困境。事實上,德國的官僚文化、紙上作業的情況嚴重 ; 投資文化保守 ; 沒有典範級的新創、以及創業家精神不足,讓所有新創生態圈的參與者,都看到困境。根據GSA調查,新創所需的資金,與實際募到的資金,相差大約 1 億歐元,資金不足讓新創發展的動能不足。此外,德國保守的文化,讓投資新創並不普遍。

Tobias認為,美國有用退休基金投資新創,大學也可以投資新創,但是德國的法令卻不准,落伍的法令,也讓投資資金裹足不前。Holger也認為,在德國要帶新創IPO困難重重,大公司也比較沒有投資或是併購新創的文化。

此外,GSA也積極與政府溝通,推動「網路中立」、「資本利得減稅」、「實習生的最低保障薪資」、「創投法」、「歐盟一條鞭的新創資金市場」以及「新創的股票交易市場」…等。無論是投資方、新創方、教育方、政府方,大家似乎都看到的一個問題是:如何培育創業家精神?

但是…柏林被罵廉價沒好貨

為什麼創業家精神這麼重要?舉一個實例來談吧!儘管柏林新創是這麼這麼的活躍與亮眼,但是一位來自英國、在新創公司負責公關與品牌傳達的專家Shaun Kemp大大的打臉,他為文“How the Berlin startup scene is wasting its potential?”,直指柏林是「無階層組織、足球桌檯、滿地實習生與山寨企業的大陸」。

他的一位朋友跟他說:「在柏林,這裏的公司甚至不是真的公司」,一開始他也不懂,可是很快地他發現,「德國矽谷」在這裡是一種迷思。如果看看全球排名,前 100 名內唯一的德國網路公司,只有一家,而且是做阻擋廣告的軟體與服務。在柏林,看不到世界級的網路公司、看不到新創想要佔領網路領土,反而只看到想要快速獲利出場的新創。

他認為柏林新創公司無法成為世界級公司的原因如下:
-柏林還活在過去,落後國際級新創世界十年,數位經濟已經離他們遠去。
-柏林新創選擇模仿,而不是創新。
-柏林新創與裡面的決策團隊還是由男性主導,代表他們失去了大半的市場機會與人才。
-缺乏有經驗的員工,大部份的員工、甚至管理階層來自剛畢業的實習生。
-水平組織卻缺乏中間管理階層,更代表缺乏分層負責與溝通。
-水平組織也代表中間管理階層無力帶著他們的經驗參與管理,讓他們更沮喪。
-因為沒有分層負責的機制,所以事情總是拖延與開花。
-水平組織讓創辦團隊忙於執行,無暇思考創新的活動的專案。

更有瑞典的企業,因為成本的理由,而將公司搬到柏林,可是柏林有極好的潛力,不該只有廉價這個誘因,而浪費大好的潛力。德國政府有編列預算,支持大學院校提供創業家教育,但GSA的Tobias認為,創業家教育應該要從小學就開始。

反觀台灣,德國給我們什麼啟示?

在台灣,我們可能很難想像,德國其實跟台灣很相似:德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、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(例如車輛製造受到美國Tesla的挑戰、高級工業精密元件的生產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挑戰)、薪資已經僵固很多年、大企業不願意創新、新公司的數量下降、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…。儘管我們經常提到工業 4.0 ,但是在德國,也只是剛開始的階段,預估明年才會有更多的中小型製造業加入。但柏林的新創熱潮,無疑是德國亮眼的強心針。

德國政府從 2007 年開始,就以國家資金贊助大學校園,推動高科技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化,近年更開始延伸這個專案,讓數位經濟也加入,同時也開始資助非特定產業的新創計劃。此外,也將手伸到以色列等高技術含量的新創城市,邀請創業家透過與德國大學合作,提供研發與育成資金。

近年來,GSA的報告指出,新創對於政府的滿意度提升,無非是政府與政黨開始聆聽新創者的聲音,並給予重視與回應,儘管離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。而德國政府與台灣不同的是,他們補助大學的創業家教育(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),而非大學的育成空間,更見台灣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上,應更加重視人才的培育而非硬體的補助。

此外,類似台灣資策會的德國公司PtJ,也是由政府出資成立,負責的業務主要是市場研究與政府資金管理。PtJ接受各級政府的專案資金,負責專案的放款與成效。不像台灣的法人機構,現今已經幾乎變成新創與創新的絆腳石,也無法反應新創的聲音,與市場脫節。此外,PtJ有市場研究團隊,精準的判定市場性,一切作業幾乎都是線上,不像台灣,政府提供給中小企業的創新補助,需要額外仰賴學者擔任評審委員,經常對申請團隊質疑奇怪的問題。

以PtJ的EXITS專案為例,該補助的設定目的,是為了釋放大學裡的高科技研究能量,讓它市場化。專案的補助標準可沒設奇怪的KPI,只是看創新度、市場性與可執行性(主要是團隊成員),經補助的研發成果,如非特殊需求,通常都是屬於研發者的。根據統計,有高達 70 %的新創在五年後依然存在。

而拖累新創發展的德國官僚文化,也是我們該引以為鑑的。讓新創人才與環境更國際化、創業的經驗值提升、培養出創業家精神、改善募資環境等,更是我們該優先著手、長久治本的地方。這一行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創朋友一起,他們相當羨慕台灣有關心新創的國會議員、有蓬勃生長的新創力量、有熱鬧積極的新創社群、還有開始與新創溝通的政府,更認為台灣有機會,成為東南亞的新創中心。

我們,是不是那個也有潛力,但是不小心就被浪費掉的新創熱點呢?

主圖來源余宛如提供

原文來自余宛如官網,感謝授權轉載

作者簡介: 余宛如(Yu, Wan-Ju),現為民進黨第九屆不分區立委。曾在 2007 年創立「生態綠」,成為臺灣第一家獲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認證的商家,持續倡議「食物正義」與「倫理消費」。同時擔任Fairtrade Taiwan臺灣公平貿易推廣協會理事長,社會企業發展聯盟理事,綠色電商聯盟副理事長,並致力於關注青年創業、社會企業、電子商務、職場平等等相關議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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